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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邀。

城市增长边界应该如何预测?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觉得有两个前置问题需要分析清楚,它们是:


  1. 什么是城市的发展边界?

  2. 为什么要划定/预测一个城市的发展边界?


在此基础上,讨论如何预测或是否能够预测一个城市的增长边界才是有意义的。在此,先表明自己的立场(价值观):城市的增长边界是可以被较为准确地预测的,现在做不到不代表将来永远做不到。


在此插一句题外话,事实上关于 @十三路车站 的答案,我的导师还转给我看过,关于究竟能不能预测这个问题,我们还有过一番讨论。我的核心观点是:


a.城市增长边界预测是个技术问题,那么既然是技术问题,就不要因为一时的技术水平局限性而归结为“社会学科属性”、“城市是人造物”等托词当中。我打了一个比方,如果城市是一艘在海上航行的船,那么价值观和长官意志等因素,可能是船长的指令,充其量只能决定一艘船开去哪里。但是船速多少,怎样抵抗风浪,如何导航等等,这些都是城市规划技术要解决的问题;

b.在学科当中要厘清哪些是在技术层面可以解决的问题,哪些则是非技术的,不应该依照方便混为一谈

c.在同样的价值观下,规划技术水平决定多大程度上可以实现在这种价值观影响下的决策。而在更高的层面上,技术水平也会影响人们选择何种价值观,做何种决策。随着技术水平的提高,一些在现阶段看起来是非技术因素的事情,也会逐渐取代so called价值观、利益等影响因素的地位,成为更加优先考虑的因素。这就好比,生产力低下的时候,用过多的米酿酒是一种价值观取向的问题,而当生产力发达的时候,这种问题已经不复存在,所谓的”价值观“不会影响酒的产量。在城市规划领域,我相信也是同理。


所以我并不能赞同十三路车站君认为城市增长边界无法精确预测的观点。


那么回到正题上来。

下面将按照前置问题1 ——> 前置问题2 ——> 本问题的顺序逐层抽丝剥茧,尽我所能地透彻分析一下这个问题。


首先,什么是城市的发展边界?


城市增长边界(urban growth boundary)是区分城市建设用地范围和非建设用地范围的边界线,也是一种有助于控制城市蔓延的技术手段政策措施。[1] 剖析来看,城市增长边界包含两性:一是作为控制城市蔓延而带来种种客观问题的技术手段的科学性,二则是作为引导城市发展目标,平衡社会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的主观性,或能动性。这两种性质,在某种程度上存在一定的矛盾性。



/* 未完待续,以下为原答案,待整理 */


理论上可以预测,但是实践中这个问题,即如何预测城市发展边界,并确定城市规模,依然是城市规划领域未能真正解决的课题。准确地说,城市规划虽然一直都在预测,但是事实上一直未能做到定量。虽然有很多规划师声称他们做到了定量,但是总的来说这些工作所说的定量基本上只是用了定量方法,但是其方法中很多中间步骤却不是纯粹基于理性的。


现阶段的实践还是依靠经验公式作为预测城市规模的依据。


先科普(这个词本身不太严谨,因为城市规划并不算是科学,至少现阶段不是,将来会不会是,我表示谨慎乐观)一下传统的预测方法。

这个其实非常直白,规划界的前辈们早就看透了一切。通常来说:城市规模应该跟城市人口正相关,城市的用地规模确定应该由城市人口确定。因此城市发展边界则是在容纳这个人口规模的城市建设用地与非城市建设用地的分界线。这个逻辑在总体上是合理的,但是在同一数量级内缺乏精度。这之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城市的总体密度和容积率可以差距很大。


所以这并没有什么卵用:谁知道这个系数应该是多少?这个世界上城市成千上万的城市,若以城市人口为横轴,城市用地规模(也就是面积)为纵轴,得到的散点图相信很难拟合出一条可信的曲线。事实上,假设数据理想,应该可以得出若干条曲线,每一种曲线代表一种城市类型(低密度、高密度,以及在这两者之间的大量非典型或混合特征的城市、半城市化地区等)。


所以人口并不是唯一的影响因素,影响因素还有其它的。问题在于,我们并不能穷举所有的因素,而且依然不知道这些因素各自如何影响在某一时间切面城市应有的规模,遑论各个因素之间如何相互作用。这是一个混沌的系统。有评论指出,虽然是一个混沌的系统,但是仍有可能解析它。这是当然的,我相信大多数人都是可知论者,但技术水平、基础理论研究都需要跟上。城市规划教育体系决定了学生的数学基础普遍偏弱,这是个问题。


因此,其实目前为止,城市的规模预测基本上都是在估计。比瞎猜是好的,但是也就这样了。


城市的边界有物理层面上的,也有概念上。但是两者必然都是模糊的,而不是精确的。前边有答案说看不透水层来判断边界,可是这个阈值要设定为多少呢?规划界目前的共识是城乡之间差异明显,但是两者无绝对的界限,是模糊过度的,何况城和乡的划分本身就是人为的。做此种区分主要是因为人类不擅长处理连续值,总是喜欢做个分类。


扯远了,估计城市边界(唉不能忍了,专业术语叫做”中心城区空间增长边界预测“)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目前广泛使用的、传统的经验估算,另一种是利用远胞自动机进行模拟(CA)。前一种虽然效果不认直视,但后一种却未必如它声称那般可靠。说多了都是泪,城市规划这个学科就是这样还在混沌中蹒跚着。


传统方法:在开展城市规模预测时,一般是从预测人口规模入手,在根据城市性质与用地条件加以综合协调和采用多种方法进行校核,然后确立合理的人均用地指标,在推算合理的城市用地规模。

这句灵活性爆棚的话翻译一下就是:领导叫我定多少我就定多少,好商量。

好一个”综合协调“,好一个”多种方法“,好一个”合理的人均用地指标“,好一个”推算合理的城市用地规模“。基本上都是人在定。这种方法为什么不会死人呢?因为城市是个复杂系统,而且容错能力还不错,规划师神棍们装神弄鬼大部分时候捅娄子还捅不了那么大。

事实上,我看到其它知友回答中提到的方法基本上就是这种,这种也是目前写在教科书里的所谓的正统。但是还是前边所说,这一切并不准确,也并不严谨。实践中,漏洞百出,主观随意性很大。用需要的用地指标来反推城市人口预测值的现象已经是潜规则。这种情况可以发生,本身就是这种方法不准确的佐证。


但建筑师除外。

如果是建筑师来做规划,做一个死一个。因为建筑师是把城市当做建筑来做的,他们的城市里没有人。他们只要秩序、空间和精神。人?交通?功能合理性?能吃吗?早起的规划师都有建筑师背景,做出来的规划。。。去看看柯布西耶的昌迪加尔和光明城市的方案吧,就连今日的规划神棍们也可以踩上几脚再吐上一口鄙夷的口水。


总结一下:传统方法可以预测,但是精确度可以不用指望。主要核心用途在于批用地指标,是地方政府土地财政的“门票”,闷声发大财。(最近这条财路也不太好走了)


”新“方法:之所以打引号,其实也不算很新,大概也有二十年左右了。可以去大概了解一下元胞自动机(Celluar Autometa)。这种模拟事实上出发点在于,元胞自动机的迭代状态在图形上跟城市拓展有相似性。。。然后就被拿来用了。。。(好吧我是在吐槽,但是根据我读了相关论文之后发现,这个表面的,牵强的相似性可能真的是一开始选用这个模型的初始动机)


先不批判模型的选用依据和逻辑,凡事都有尝试的价值,至少可以排除一个错误项。我认为用元胞自动机这个模型最为严重的缺陷在于,元胞自动机主要考察边界条件,但城市增长边界的边界状态并不是决定其增长和如何增长的决定因素,很多决定因素来自于内部,甚至是非空间因素。这就导致了很多元胞自动机模型加入了大量的约束条件,这些约束条件,没错,又是经验的和人为的。虽然如此,但我认为这个模型依然是有潜力的,不过具体如何发展,学界还有争论和发展。仍在研究中,一些信息暂时不便公开。(学术竞争倒是其次,主要是研究进展还未能有所突破)


元胞自动机为基础的增长边界研究中,若想关注现有的一些研究成果,搜索一下知网的论文就可以找到很多。也可以阅读一些外文文献。读过某实验室的的负责人的博士论文,也做出了模拟,有代码实现。(从纯粹代码的角度来看,写的令人费解和痛苦:注释太含糊,此乃后话)虽然可以模拟,但是依然是局限性很多,且也无法应用于实践。有兴趣的可以去关注。至于隐去具体机构和人,也是为了免去一些不便,可以私信问我。


阶段总结:现有的方法都不足以准确判断城市增长边界应该如何划定。但是,国家要求划定增长边界,私以为经济原因大于城市原因:遏制土地财政带来的城市无节制增长的经济恶果才是主要目的,至于城市空间环境质量本身,我相信对于国家而言这个并不是最急迫的事情。


参考文献:

[1]张振广,张尚武. 空间结构导向下城市增长边界划定理念与方法探索——基于杭州市的案例研究[J]. 城市规划学刊,2013,04:33-41.
# 施工中... #

题主,城市应该有多大 和城市发展边界是两个问题。

城市规模这个问题太大了,预测起来有各种各样的方法,总的来说有基于历史和基于目标两种相结合。

基于历史的研究方法主要是通过各种模型拟合,国内现实操作中经常用的方法是基于各种历史上的指标增长率来预测。增长率不至于太离谱都可以接受。不是需要特别严谨的证明。

基于目标的研究方法主要是先提出一个大致的人口目标(当然不能和基于历史的模拟算出来的差别太太大),然后要实现这个目标,我需要从产业、公共服务、资源环境、基础设施、房地产开发、政策与财政这些方面怎么配合,怎么引导,安排建设,可以实现这种人口目标和结构。这也是一种可行的方法。关键在于怎么讲目标分解到各个方面以实现这种人口吸引的目标。

至于你提到的城市发展边界,在中国对应的是06版城市规划编制办法提出的“中心城区空间增长边界”。新的城乡规划法出台之后,各省的规划编制办法也出台了一些规定需要在城市和县城的总体规划中划定中心城区空间增长边界。

这是一个管理的概念而非基于预测。也就是说,一开始即是设定了种种发展目标(限制和保护也是一种目标)和原则,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而划定的线。对于管理和实施的意义更大。

对于中心城区空间增长边界,中心城区的人口规模仅仅是一个总量的考虑。更重要的是如何划定这个边界。实际操作中,我们城市规划专业考虑的重大因素有:土规的建设用地边界、土规的基本农田边界(最近正在划定的永久基本农田更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底线),生态保护的各种线(绿线,景区,水源地等等,待补充),区域重大基础设施的线(管道,高压走廊,高速,铁路)等等。其实在满足这些限制条件之后,可用的地也没那么多了,也就是说这时候已经划出很多“不能增长”的边界了。这时候再考虑最有利于城市发展的方向,结合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发展趋势,划定“增长”的边界。

所以增长边界的外面其实大部分是“不能增长”的空间。从这个思路来考虑,问题就简单多了。

国外有划定空间增长边界的例子(UGD),最初也是基于管理上的不便提出。有很多文献,你可以自己动动手。我所知道的是美国70年代开始小范围提出的“精明增长”概念,在精明增长的背景下至今还没有非常好的划定城市空间增长边界的实践。

@cill 说的更理论一些,我说的偏实践一些。


业内面对外界的批评其实很无奈,规划是个筐,什么都可以往里扔,什么人动动嘴皮都可以指出他自身角度提出的一堆问题。我们只能在吸收合理建议的基础上尽自身所能,在业务范围内,在体制范围内,做到更好。

看了好多人的答案,其实各位说的都挺好,我也好想认真的答一次题。(捂脸)作为一个伪工科学科而言~(摊手)┑( ̄Д  ̄)┍ ,经常会谈论到城市规划的不确定性以及所谓的不科学性。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因为这是一个非常模糊的学科,从大家的答案里各个角度的论证可见一斑。

好吧,言归正传。我的导师经常讲一句话,城市是慢慢生长出来的。我们在最终成图上所展现的板块,是基于对于整个城市的发展方向的判定,发展规模的预测,以及相关要素(这个就很多了,详见各种规划的专题)所确定的一定年限内的城市发展空间格局预判。所以首先这个前提是,城市的发展是动态的。

那么问题来了,我每次做规划的时候,都很纠结的一件事就是城市规模的判定。因为基于人地挂钩,国家的相关标准一般是一平方公里一万人,所以可以理解地方政府为了出让土地,对城市的规模求大,也导致规划城市人口规模的增加。。所以辣么多的现状一两万人要在十几年的时间做到二十万,现状三四十万人口要在十几年做到百万的城市,都是有原因的。然而这个规模确定的过程,呵呵呵呵……人口年均增长几个百分点,机械增长多少万,这些预测方法总觉得有点深深的不靠谱感。我不是在质疑这种方法,而是在我国城市地域这么辽阔,城市差别这么大的情况下,这种规模预测真的靠谱么?我国现状还处于高速的城镇化时期,人口的流动频繁,大城市人口严控,小城镇与乡村却出现了“鬼城 ”与“空心村”,而很多规划的规模预测依然是基于公式化的人口增长率预测,以及领导意志,后者往往更重要。大城市的城市规模是爆炸性的上升,北上广深这些地方自然不用多说,武汉市现行总体规划在规划批复前就已经超过了规划的预定规模,然而中小城镇确定的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规模,我可能有些悲观的预测,基于现在的小城镇人口流出以及国家生育率的降低,我觉得可能永远也达不到。

好的,上面说了一大堆城市规模的问题,那么现在我们来讲讲城市空间增长边界。这并不是一个新的东西,已经有很多的知友旁征博引了其他地区的城市空间增长边界,即UGB(Urban Growth Boundary)。很不好意思的是,现在这个东西很火,我们项目组前两天还画过,但是几乎是基于我们的规划期末用地作出一定的预留,而画出来的一根线。所以,规划的不科学性就在这里,这根线是我们对规划期末的用地作出一定的预留,那么我们的预判就是,这个城市的增长,到此为止。且不论这根线画的科学与否,那么,这个城市是不是在规划期末,就不增长了呢?我们不知道,也没有人会说。如果这个城市充满着希望,忽然有着北上广一样的吸引力了,那么它肯定会继续增长。就比如十年前,北京市在四环画一根空间增长的边界,意味着我们的北京到四环就不能增长了,那现在会是怎么样呢?这根线,怎么可能守得住。。。。。到了差不多的时候,肯定会有学者来论证,开发商建言……基于北京市的发展诉求,城市blabla...建议调整UGB。。。。然后这根线就继续外调了。市场的力量是惊人的,在现行的人口流动趋势下,扩张是必然的。so.....这根线的意义就持续了十年。同时对于小城市而言,它可能永远也够不着这根线。那么,城市空间增长边界的意义在哪里?它是永久的、还是我们经常说的“弹性”的呢?

就我现在的知识容量,我觉得我真的很难想通这个问题。有知友已经提到了,城市空间增长边界是为了防止城市的无序增长、保护生态等等。前两天看到一篇文章提到,城市的边界应当由市场确定,大家有时间可以移步看看~
让市场决定城市边界
作为一个与国家宏观政策紧密相关的学科,有的时候觉得自己的想法真的很微不足道。但是我并不是在质疑国家的政策指向,而是感觉到,在一个这么辽阔的国家,这么复杂的土地上,很难用一个手段去统筹所有的问题。一时间到处是美丽乡村,一时间到处是新型城镇化,一时间到处是多规融合,现在又是城市空间增长边界,接下来又会是什么?且不说规划的实施这个让人蛋疼的话题,这些“热点”,所有的城市都适合么?


以上

谢谢邀请。归纳一下观点:
1)纯粹地科学地预测城市规模不存在,预测的城市边界大多作为制定规划的参考,根据预测来修正规划方案,很难精确预测,把时间放远的话就更难预测;(ps:补充一点,有一种观点认为城市规模是千万个体以及个体组成群体进行活动的空间产物,只要在大数据背景下模拟个体活动就能预测城市发展情景和城市规模,但是这是在假定千万个体都是同质化个体状态下做出的演绎和推算,但是我们的社会即便大多数人的行为特征都符合理性经济人的运行法则,但是个体所在的社会环境确实不断变化又无一雷同的,尤其是在涉及公共决策的领域,社会的结构、阶层分配方式等都是影响个体做决策的外部结构性条件,所以说虽然理论上个体理性人组合后的群体性行为可以预测,但是一旦在个体理性人外部加上一个社会关系的结构性条件,那就基本上无法预测了。社会是结构的也是能动的,结构性是可以依照线性思维进行推演和预测的,而能动发生的背景则涉及到人类个体心理、不同社会结构下的个体心理变迁,是不断突变和偶然发生的)
2)划定城市增长边界更多地是一种管理城市空间结构的方法,一种计划性较强和把管理简单化的规划思路和管理手段,而不是客观存在和可以精确预测的;但这种方法刚性过强,很难操作,也有些粗暴。在对结构进行调控的基础上引入指标评估可能是更为市场化的规划思路和管理手段;
3)这条边界可能也就是政府一方面一厢情愿地认为集约就是好,集约就是高效就是低碳,集约就能引导产业升级和创新的简单表现;另一方面可能也是政府和开发商又一次限定开发空间,拉高房地产,增加政府收入和开发商盈利,从而带动经济的一个棋子;
4)无论是划界还是通过空间结构引导,目的都是提高空间利用的绩效。采用何种方法,一方面体现了当下城市发展中各类权力主体的权力格局,集权多一些还是市场博弈多一些;另一方面也是一个能力问题,在我们的规划实施能力还比较低的时候,大概也只能采取这种简单粗暴的办法了;
5)最后,划界还是应当回归到禁建区的范畴,把这些重要的资源保住就已很不错,对于不确定的建设用地调控来说应运用更灵活,更结构化的措施,而非简单粗暴的一条边界。

下面详述:

城市是否可以预测?可以也不可以,只是个大概,其实城市是人造的,就和社会科学一样,不是科学,是包含了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纯粹地科学地预测城市规模、城市边界大多大多作为制定规划的参考,根据预测来修正规划方案,很难精确预测

就城市空间模拟来说,所用的模型经历了形态结构模型、静态模型和动态模型三个发展阶段;基于离散动力学的微观动态城市模型目前是研究热点和发展方向,这种模型从微观角度自下而上地分析政府、企业、居民等各类主体的诉求和行为特征并基于此对空间扩张、职住地选择、企业区位选择等进行模拟,能够为规划方案编制提供依据,主要包括微观模拟(Mircrosimulation Model, MSM)、元胞自动机(CA)和多智能体模型(Agent-based Microsimulation Model, ABM)。
预测的结果有好有坏,其中,CA运用比较广泛,主要涉及到一个规则问题,应用较多的是利用神经网络模型,通俗说就是提取历史时段上的扩张规则,预测未来在遵循历史扩张规则的情况下演变的趋势和空间的增长模式,但是一个问题是,如何能保证未来的趋势和原来的相同呢,个人觉得越大的城市影响扩张的因素越多,单一的外力因素很难大幅改变内在的规律,所以CA模型预测可能对于越大的城市来说越靠谱一些。而ABM模型关注到了个体行为对空间扩张的影响,但是个体的规则很难判断,既有文献中对于个体规则的制定有的有些简单和主观,对外部因素对于个体规则的影响考虑也有限,还有待发展;当然这些研究还是非常有意义的,好的实证研究可以发现问题并解决实践中遇到的问题。

以上是技术层面的,回答能不能预测,回答是当然能,但是不可能准确,更多是为决策提供参考。

下面关于划定城市发展边界,首先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要划这条边界。诚如@loveapple所说的是一种管理概念,在研究城市扩张规律的基础上叠加规划意图,规划都是人做的,反映的人是一定时期不同利益主体的博弈。现在国家要划定地方城市的发展边界,是国家权力对于地方事务的又一次干预,个人觉得可能没必要,而且划界和管理这条边界的成本都很大,管不好还危及规划严肃性和规划的公众形象。

分几个方面来说这个问题:
一是概念。城市发展边界”,或“城市增长边界”,就是urban growth boundary,来自于西方,如 @cill提到,出发点是维护自然生态环境格局的安全,中国对于这个概念的转换有一定偏差,原本的发展边界的概念类似于我国禁止建设区的概念,我们把这个概念放大了。

下图是美国科罗拉多州漂石市1978年的规划(图1),是比较早提出城市增长边界的城市,保护了外围生态用地不被城市建设蚕食掉,但边界后来有扩展,而且城市很小,与我国快速发展的大城市不具有太大可比性。
图1 漂石市城市增长边界图(来源:[美]吉勒姆(倪晓辉,译). 无边的城市——论战城市蔓延.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7. )

二是“边界的刚性与弹性”。这个问题直接涉及到“城市发展边界”的原本内涵,上面说概念的原意是限定那些具有生态敏感性地域建设活动的,具有很高的刚性;但是到了国内,“边界”的内涵被放大到了整个城市,因而“边界”的刚性属性也扩大到了整个城市,也就直接出现了现在所谓的要“严格限定城市发展在城市增长边界内”的说法。但是这种高度刚性的边界是否合适?对于禁止建设区边界的划定来说,比如自然保护区、水源地地,本身具有高度的刚性保护要求,因而也比较容易划定,也非常合适这样的高度刚性,而且这种为了保护生态而划的边界也是“城市发展边界”概念的原本意义。但是要对城市建设活动划定刚性边界,很难操作,较为粗暴;实践中有在此基础上增加弹性边界的,如土地规划里的可扩展边界(图2)和缓冲区(图3),这样可以增强边界灵活性,但其基础还是刚性,弹性不可能定得过为宽泛,在发展比较快的背景下,可能还是难以管控而流于形式。

图2 重点建设区(刚性)和允许建设区(弹性)概念示意(来源:郝晋伟. 城市总体规划中的空间管制体系研究. 西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

图3 城市总体规划空间管制中缓冲区示意(来源:郝晋伟,李建伟,刘科伟. 城市总体规划中的空间管制体系建构研究. 城市规划, 2013, 37(4): 62-67.)

下面是刚性边界失效的例子:如下图的大伦敦规划划定了几个比较明确的圈层(图4),用以疏解中心人口,但失败了。

图4 大伦敦规划示意图(来源:百度图片)


其余的例子还不胜枚举,在当下的规划实践中这条边界的效力也相当有限,往往流于形式。


既然实施不了,为什么要划边界,划定增长边界的表面目的可能是控制土地滥用,保护耕地资源,提高土地利用绩效,还有就是遏制土地财政等等;

但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非得划定这样刚性比较强的边界吗,有没有别的办法?

其实,通过结构来调控空间、提高用地绩效、遏制土地滥用已经是国外城市普遍采用的方法;当然,他们没有我们的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利器,这个还可以进一步讨论。

对于空间结构的管控是城市规划的高级阶段,小规模有小规模的结构,大都市有大都市的结构,粗暴的一条增长边界包打天下可能太粗暴太任性了,增加的是管理成本,带来的可能是多样性的消退。此外,在对结构的管控上,增加量的指标,继续延续目前土地利用规划中的用地指标,再增加一些量的指标,尤其是环境方面的,如排放物、空间破碎度、廊道比率、绿地比率等等,通过这些细化的指标来落实管控意图,可能是更为适应市场的方法。

比如下面一些案例,很明显,已经超过了划边界的境界。

马里兰1997年的“马里兰精明增长和街区保护规划”(图5),通过划定政策区来引导开发,而不是简单的一刀切的划边界:

图5 马里兰优先资助区示意图(来源:[美]吉勒姆(倪晓辉,译). 无边的城市——论战城市蔓延.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7 .)


波士顿基于TOD的环城线系统(图6),通过交通引导结构和土地开发。

图6 波士顿环城线系统(来源:[美]吉勒姆(倪晓辉,译). 无边的城市——论战城市蔓延.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7.)

巴西库里蒂巴堪称经典案例(图7),把大部分开发都引导到五条公交走廊上。
图7 巴西蒂巴五条公交廊道的运量示意(来源:google images.)


划边界在一定程度上仍是计划思维,包括我们蓝图式的总体规划。扩展一点,看看我们的蓝图规划,上海这么大城市的总体规划,本来应当是一个战略性和政策性层面的规划,主要控制发展方向、发展重点和发展结构等,但是我们的总规把用地布局做到了很细(图8),不仅实施度不会太高,在本身应当发挥的战略性引导层面也比较乏力,而且这么细的用地规划可能会与下位的控制性详细规划以及土地出让时的规划条件产生冲突,规划体系内的不同层次规划边界不清晰(赵民,等,2012)。

图8 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1999-2020)土地使用规划图(来源:上海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局网站,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 1999年.

再看一些不同思路下的同层次规划:

香港的策略只定了几条带(图9),只是结构性的引导,而非在战略层面的规划中制定详细的用地规划,更详细的用地规划留到了下位的地区规划,即法定图则中(香港规划体系包括全港发展策略规划、次区域发展策略规划和地区规划),策略规划只作方向性引导,而地区规划则是严格的用地图则,两个层次的规划衔接比较好,边界也比较明确(赵民,等,2012):

图9 香港2030的发展模式图(来源:赵民,郝晋伟. 城市总体规划实践中的悖论及对策探讨. 城市规划学刊, 2012, (3): 1-9.

温哥华规划体系包括省级政策宣言、都市区策略规划、市政区官方规划和区划法四级,下图是都市区策略规划的总图,也很概括和方向性(赵民,等,2012)(图10):

图10 大温哥华策略规划用地导引总图(来源:赵民,郝晋伟. 城市总体规划实践中的悖论及对策探讨. 城市规划学刊, 2012, (3): 1-9.

相比于我们的总规,以上这些战略性规划的表达方式可能太过大略,可以做个折衷。

如下面是西部一座县城(图11),确定了主干路和大片区的功能引导和开发强度,剩下的留待市场去做。这种大框架下的空间管制规划可能也是目前蓝图性和刚性总规走向未来政策性和战略性总规的一个过渡(郝晋伟,等,2012);进一步的思路就是在现有的总规之上设定“市域总体规划”,更加强调总规的政策性和战略性,这也是总规进一步发展和改革的方向(赵民,等,2012)(图12),这个层面的规划只管方向性的东西和生态方面严格要保护的东西,比如禁建区范畴的“城市发展边界”,在这个层面上来进行结构引导,并逐步替代总规的作用,或者和总规合一。


图11 我国西部某县城空间管制区划图(来源:郝晋伟,李建伟,刘科伟. 基于GIS的中心城区空间管制区划方法研究——以岚皋县城中心城区为例. 规划师,2012, (1): 86-90.)



图12 城市规划编制体系改革示意及“市域总体规划”在体系中的位置(来源:赵民,郝晋伟. 城市总体规划实践中的悖论及对策探讨. 城市规划学刊, 2012, (3): 1-9.


当然,这条边界可能也就是政府一方面一厢情愿地认为集约就是好,集约就是高效就是低碳,集约就能引导产业升级和创新的简单表现;另一方面可能也是政府和开发商又一次限定开发空间,拉高房地产,增加政府收入和开发商盈利,从而带动经济的一个棋子。

无论是划界还是通过空间结构引导,目的都是提高空间利用的绩效。采用何种方法,一方面体现了当下城市发展中各类权力主体的权力格局,集权多一些还是市场博弈多一些;另一方面也是一个能力问题,在我们的规划实施能力还比较低的时候,只能采取这种简单粗暴的办法了。


最后,划界还是应当回归到禁建区的范畴,把这些重要的资源保住就已很不错,对于不确定的建设用地调控来说应运用更灵活,更结构化的措施,而非简单粗暴的一条边界。


参考文献:
1、[美]吉勒姆(倪晓辉,译). 无边的城市——论战城市蔓延.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7.
2、郝晋伟. 城市总体规划中的空间管制体系研究. 西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
3、郝晋伟,李建伟,刘科伟. 城市总体规划中的空间管制体系建构研究. 城市规划, 2013, 37(4): 62-67.
4、上海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局网站,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 1999年.
5、赵民,郝晋伟. 城市总体规划实践中的悖论及对策探讨. 城市规划学刊, 2012, (3): 1-9.
6、郝晋伟,李建伟,李建伟. 基于GIS的中心城区空间管制区划方法研究——以岚皋县城中心城区为例. 规划师,2012, (1): 86-90.

第一次能说一句泻药!!就算不会也要上来答(zhuang)问(ge)题(bi)!

从公司回到家里慢慢发现答案变多了,目前最多赞的那个匿名答案,其实也正是我们行业面临的一些问题,我个人如今也非常迷惑城市规划这个专业,自身的科学性还有专业性或者说价值到底在哪里。

下面是个人的一点理解、思路还有吐槽,由于个人真的是个学渣,只会画图(其实也画不好),不懂理论欢迎打脸还有讨论,嫌字多的直接看最后。

首先关于城市边界的问题,其实在过去以来一直是有的。

古中国为抵御外族入侵,挖河筑墙,护城河跟城墙成为了城市的边界。这是人为以及工程因素的一方面。
古日本为抵御台风海啸,每次水淹到一个地方就沿水淹没的边线放置石头,以警示后日请勿超越边线造房,我想这也是一条自然的城市边界。这是自然条件约束的一方面。

然而,比较近代地提到城市规模边界的,不得不又说起那个市政府速记员霍华德,他所写的田园城市理论。当时伦敦因为工业发展而产生大量的人口集聚,城市环境急剧恶化,于是霍华德根据平时与官员们以及不同社会阶层的人的讨论,提出了田园城市理论,里面提出了一个城市以绿带(green belt)为界限画一个圆,核心城区合计12000英亩住58000人。这是当时认为理想的一种城市规模以及形态,可以解决城市空气污染以及拥堵等问题,至少霍华德是这么认为的。
(田园城市规划图,来源维基百科)

这里必须明白到,城市的发展总是受到科技发展的影响的。比如工业革命前后,城市的规模就发生了明显的增长,因为汽车还有火车等交通工具,大大提高了人的活动半径,因而使城市规模大面积地铺开成为了可能。正因为这种可能性,让田园城市可以提出卫星城这一概念。这也使得近代现代的城市规划多以汽车或者说交通运输作为指导地进行着,同时也产生了许多问题,例如最常见的城市蔓延问题。城市蔓延导致的问题有如环境恶化(伐木发林造城市)、降低城市活力(中国常见的睡城)、资源浪费(过分依赖汽车通勤)还有市政设施建设费用的急剧上升等问题。正式因为这些原因,城市发展规模控制的问题被提了出来。

那到底该怎么控制?该有多大?
这个问题在国内规划行业内是有规范和标准的,基本可以遵循以下套路来确定的:利用各种方法做人口预测,结合人均建设用地规模标准去推算城市用地规模的大小,再根据GIS数据的叠加,除掉水域,除掉坡度大的,除掉地震断裂带等等不适宜建设的工程地质后……搞定!你就是那么大一块地儿了!

然而除了GIS的部分,剩下的数值都怎么来的?经验观测和历史推到。那这个推测是否准确呢?Who knows……这正是城市规划作为一个所谓科学最尴尬的地方。作为一门学科,城市规划大部分的结论和标准都是一堆半经验型(semi-empirical)的结论。正如那匿名答案里面说的,城市系统复杂,容错性超高,因此我们难以去建立一个模型去万万全全地模拟并表达一个城市的发展,如匿名答案里面提到的CA模型,也是一种理论模型,希望通过一种仿生学的理论(没仔细研究过,不知是否准确,烦请匿名回答者来打脸)去支撑城市规模以及边界的预测,但很多条件是人为加上去的,而且即便这个东西正确了或者错误了,我们也很难得到一个回应,因为城市的发展和建设是缓慢的,你也很难从某些问题中得到一个因故关系。更何况,城市的发展从来都是双向的,你把数字作为因子输入模型里,然后模型进行推论,这是一个单向的过程,然而城市的发展本质上是更加双向的,如产业的发展带来人口,人口的集聚又带别的动产业的发展,又或者如预测道路的OD trip是多少PCU,然而道路建成之后往往会因为经济发展带来更多的通勤,又或者经济根本发展不起来而过分高估了通勤需求。不难发现,模型是单向的,可是现实却是双向的。这些都是城市规划学科目前的缺陷,缺少有效的实验跟模型去支撑所有规划。

再者,城市最主要的功能是作为人类活动生产还有生活的主要载体,那么它必然离不开两个学科:经济学以及社会学。而两者均是社会科学,是人类研究人类自身的一门学科,自然存在很多缺陷与不足,比如经济学基于理性人假说,虽然产生了很多优秀的理论,然而却无法避免人本来就不是一种纯理性动物这个问题。城市规划学科亦然,很多理论只在一个特定的实验条件下才能成立,然而城市本质和人的活动却未必如此。比如我们都希望能在一个片区内达到人口的职住平衡,然后因为无法解决产业集聚带来的经济优势,即使我们规划得再好,理论上在正确,也是没用的,最后产业还是该集聚的集聚,该搬走的搬走。再说到社会学,如今大部分的规划理论基本起源于西方,文化跟社会背景注定跟我们有所区别,他们认为舒适,合适的规模尺度,是否又同样适用于中国呢?这点是需要慢慢去验证考虑的,而且外国也未曾经历过如此大规模、人口基数巨大的城市化。

最后前面说了那么多,其实可以简单总结一下,其实城市边界时一个动态的过程,是受到科技进步、经济发展还有人类活动所影响的,或者有一天人类人做出浮空城市还有传送门了,那所有现在地址问题都可以解决了,宇宙有多大,城市就能有多大。
然而就现在来说,城市规划学科作为一门科学,可以说还在婴儿蹒跚起步的阶段,而且人类目前正在进行着一场史无前例的,高速的城市化,所有的发展仍然需要大量的观测以及纪录才能继续地发展和完善,也许有一天,现在看起来不科学的规模预测还有控制会慢慢变得有理有据。

======================以上是废话,下面才是正文============================
===========================割一下才专业=================================

说了半天废话,到最后,正式地回答题主问题。

首先,城市发展边界是可以预测的,至少按照目前国内的法律以及规范而言,城市发展规模是可以根据人口预测还有环境容量(如耕地红线、工程不宜地质、自然保护区等因素),来确定城市的规模和发展边界,而且这也是城镇总体规划的重要工作内容之一。
诸如香港(er……好像不算外国,可是这个比较熟悉呀)在最上层的territory planning里面就会划定出城市的建设区,然后再分发到下一级的规划里。这一过程基本确定了香港现在30%都市区加70%绿地的格局。在诸如美国也有提出urban growth boundary(貌似也是通过CA模型来模拟的)来确定区域内的城市边界用以控制城市发展规模,防止城市蔓延。

以上。(听说加了这个显得高冷)

(♉ฺA♉ฺ)码字好累的,能随意给点赞么,当我骗的也好。

划定“城市发展边界”的目标不是为了“测准”城市的大小,真正的目标在于“遏制土地财政带来的城市无节制增长的经济恶果”(@工常邵的这句话是准确的)。具体来讲:

  • “城市发展边界”的意义和城市绿线,即绿地控制线,这类边线一样其根本用途在于以行政力量介入土地市场的活动,是国家、住建部、国土、发改,甚至环保、农业等各个部门试图自上而下,从中央向地方挥舞自己行政之手插手土地市场活动的一种工具。这类工具,国家有很多,之前有总规的土地规模,土规的建设用地规模和基本农田规模等等各类指标数据与“红线”。所以,“城市发展边界”并非新鲜事物,而仅仅是国家控制土地的工具库中的一把小扳手。
  • “城市发展边界”也不是单纯是它的字面意思“一个城市的发展边界”。题主所问,“城市应该有多大?”点明的是另外一个城市规划的旷世难题“城市是否有一个合理规模?如果有,这个规模是多大,如果没有,为什么没有?”。匿名用户和其他用户答案都多少有提及这个问题,但大多言不对题。有回答“可以确定城市发展边界”的,照搬了教科书里“预测城市规模”的方法介绍一通——都说了是“预测”怎么敢自称“确定”?预测就是预测,有预测就有预测不准,那不是确定;也有回答说“不可以确定的”,列举了一堆不好测量、不好估计的变量,然后说因为“不好说”所以不能确定——如果这些因素通过有效的方法测量出来了呢?所以,这些回答都站不住脚。我个人的观点是,迄今为止,各类理论还无法证实城市有一个“合理”规模,也无法证伪——“城市没有合理规模”。所以,现阶段争论这个问题的答案有点难且意义不大。行业内外也针对这个问题作出了很多有益的尝试,无论是从人口的需求这一根本要素出发,还是从城市历史发展的归纳与数理模型的推理,都试图一步步证明,我们对于人类文明的巨构物——城市的理解在不断的进步,但还远未能回答答案。

国外的“城市发展边界”,一般又被翻译为“城市增长边界”(Urban Growth Boundary),其出发点是维护自然生态环境的稳定性与格局安全,回应的是美国这个汽车国度恐怖蔓延的“郊区化”带来的巨大生态压力、土地低效的利用方式与生态问题。它的核心关注是自然生态,是规划者为不发言自然所作的代言。因此,对比我前文对我国“城市发展边界”的“小扳手”的概括,也就可以看到,这只是外部概念的又一次“中国化”的转译和应用实例,其内涵实质是有很大差异的。国外划定的城市增长边界的目的在于限定不被城市发展所侵占的生态用地,哪些地城市不能碰,为的是城市的永续发展。

我个人认为,美国的增长边界的理论及实践根本在于“政策工具”,理论中所运用的技术手段多数是城市地理、城市经济中较为成熟的技术工具;增长边界本身只能被称为工具箱,一个综合的政策、技术文件包,而不是技术手段。我所反对的,也正是中国现在只使用了这个概念的名,而无其实;目标、思路、手段、技术方法还是旧的一套。

这个早就有研究模型了:

大城市的直径一般就是当时最快的交通工具在1小时内行走的距离。


在以步行为主要工具的时候,一小时步行距离即可视为城市大小【类比远古时期】

之后以驼畜代步时期,城市大小基本上也就是牛车马车一小时能到达的距离【马车牛车时代】

再后来就是机动车了。


当然这个说法随着科技的进步渐渐不太合适了。协和式,和谐号,磁悬浮。。。。


遵从城市化规律吧,城市规模基本上是【小】-【大】-【小】

从小到大属于传统城市化过程。

在到达一定阶段以后,市区工作生活环境随着人口密度增加,基建老化,越来越差。更多的人开始逃离市区。

从而进入从大到小的逆城市化过程。


许多城市由于城市用地因素的影响,城市被市郊的绿化用地【green belt,不是小片公园,很大的绿化带,森林状】限制了城市的发展。

再有一类属于自然条件限制,河流,山脉,湿地,湖畔限制城市发育。


待更

谢邀。
无法估算,城市的发展不光是本身的问题,也受周边乃至更远的城市的影响,而周边的城市的综合影响很难预测,加上城市本身也会与其他城市互动,这些都是难以量化和预测的。

城市应该有多大,本质上只要能够容纳本地人的经济活动以及与外地的联系就行了。香港土地面积很小,容纳了700万人口,并且是亚太的金融中心,集中了众多的企业总部,它当前的空间足够了。而北京由于土地开阔,无需像香港那样建设,加上很多军事设施遍布城市,所以北京的用地非常大。所以各个城市有着各自的特点,应该有多大,要看城市本身的情况。至少目前来看,北京、上海作为两个全国意义的中心,其能够容纳的对外经济联系和人口都还有很大的增长潜力,这也使得城市无论是土地扩张还是人口增长都还会有继续增长的潜力。

给城市增长划界限其实是逼迫各地节约用地而非限制城市增长,迫使各个城市深挖存量用地,向地下、向空中要空间。避免摊大饼式发展,这已经证明不是一个合理的城市发展策略,加大了城市内部的联系成本,违背了城市集聚经济的本意。更好的利用空间,容纳更多的经济活动和人口,通过一定的规划去合理的运用土地资源,这是一门学问。这一政策的提出,说明了存量规划已经成为各个城市需要面对的。存量、产权、法律等知识都会成为今后城市规划、城市经济研究的重心所在,而不再仅仅是目前的画图。

第一次收到邀请,很惊喜。不过恕我才疏学浅,觉得题主这个问题好难回答。。。我试着说一些看法共题主参考吧。

以经验来看,城市边界和用地范围绝对是可以明确划定的,不过如何划定是一个很复杂而困难的事情。需要考虑的要素至少要有:城市历史形态,城市空间整体视觉效果(天际线、景观视线),城市人口的未来发展状况,城市边界处的自然条件(水资源、物种多样性、地质条件等),以及和相邻城市之间的关系。

这个过程虽然复杂,但却是一个很重要的很有研究价值的问题,尤其对于我国很多特大型城市。北京以往的“摊大饼”式的发展形态带来了太多难以解决的城市问题,比如众所周知的交通拥堵以及片区经济发展不均。德国有很多优秀的栗子,最有代表性的如鲁尔工业区的城市群。很多城市当前的边界和五十年前几乎无异,由老城墙所划定的范围确定内城,外围有部分工业用地和居住用地,城市边界外是由国家保护的森林、草地或水域。相比德国较为成熟稳定的城市经济发展和平稳的人口变化,我国飞速发展的城市经济带来的城市化更为严重,未来发展所需城市空间更难以预测。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国家加强对地方政府的管理,需要总体规划更为严谨和清晰。

第一次收到专业问题的邀请,看似好像能说一点,但是又却觉得无法从容的给出判断。
目前大家清一色说“可以预测”,这些说法不能说有问题,但我想她们应该都不是太有价值的回答。
城市有自身的发展逻辑,这个逻辑当然不是我们在设计上的操作逻辑。

规划编制的层次,体系,包括操作的手段,都是为了让我们的城市更加美好。而不是说在一个先人既定的体系下面去用别人定义的条件或者说操作模式去定性实实在在的问题。

这个话题比较大比较严肃,涉及到规划发展和转型,也涉及到规划法规的管理体制,再往下说跟现在的行业动向密切相关,比如说现在提的“三规合一”(我看前面回答也提到了土规这个问题),比如说现在的城市边界等等。
而且这个话题不能仅仅局限在空间规划,这个其实是包括社会、经济、产业、政治等等各个方面都需要做出努力的研究。

城市规划是一个系统性复杂性的学科,我希望我们规划人都可以稍稍“右”一些,多遵守自然、经济、社会本来的规律,努力去“促动”而不是去“设计”。

对于规模边界,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发展动力”和“空间承载能力”这两个要素
——至于我们规划上喜欢参照的那些要素嘛:土规是人做的,基础设施也是人建的——
所以面向直接的原因会更好。
希望能有实力慢慢更新这个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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